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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武举制对唐朝武术发展的影响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一项人才选拔制度,从隋朝初年到1905年被废除,几千年的时间里,一共为中国封建王朝培养了几百位状元和数千名进士和举人。

而唐朝正是科举制走向昌盛和不断完善的朝代,而唐朝对于科举制度最大的贡献就是创立了武举制。

武举制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完整的考试制度,并且有计划地面向全国选拔武术人才的科举制度。

大唐长安二年即公元702年,女皇武则天根据国内外的形势以及维护自己政治统治的需要,要求中央地方各级文武百官举荐武术人才。

通过严格的考试标准、时间规定和严密的组织来选拔。通过武举制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不仅实现了自己建功立业、加官晋爵的抱负。

而且充实了大唐的军事力量,增加了大唐军事人才的储备实力,促进边疆的稳定,而且促进了唐代民间武术和社会风气的发展。

据《国语.晋语》中记载,“射御足力则贤”,奴隶主贵族阶级培养世袭继承人的六艺教育——礼乐射御书术是学生必备的技能。

春秋战国时期,武力更是国家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之一。秦汉时期,各地方官员都会向中央推荐文武双全、有勇有谋的武士为国家所用。

隋唐时期,推荐军事武术人才更成为地方官员的主要责任之一。所以初唐武举制创立之前,就已经具备了充足的社会基础。

唐朝之前中央政权的军事人才储备模式存在许多缺陷,包括统治阶级对于军事人才选拔具有很高的强制性,兵卒的区别对待以及各种军事设施和管理模式的缺失。

武则天敏锐地意识到改变选拔武备人才的现状,创新出一套高效运作的选拔机制势在必行。

于是她在借鉴以往的武备人才储备模式和选拔机制的基础之上,并结合盛世大唐的实际情况,创立了武举制度。

大唐国力强盛,唐朝的皇帝将农耕和游牧区域都包括在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唐朝的疆域随之扩大。

据《唐大诏令集》第11卷记载,唐太宗遗诏“前王不辟之土,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

唐太宗皇帝不仅仅是中原汉人的皇帝,更是被各个少数民族酋长首领尊为天可汗,成为当时中华文化圈的最高领袖。

而要巩固大唐的边疆,不得不转变之前的国防观念,主动地加强武备人才建设。需要选拔优秀的军事武备人才,保卫边疆并在突发时刻应对战争。

唐朝初期所实行的军事制度缺陷显露。唐高祖李渊建立大唐之后,沿袭了自北魏开始实行的府兵制,采用兵农合一的武备人才模式。

养在府中的士兵在战争的时候自备粮食、武器等军用必需品参与战争;没有战事发生的时候就在田野里耕种。

表面上看士兵不需要过度使用国家的军饷,可以节省大量的军费开支,但是士兵很少参与正规的军事训练,士兵的战斗力非常的低下,而且政府强制男丁参军,违背士兵意愿,导致逃兵现象屡见不鲜。

武则天为能够解决府兵制的弊端,扩充强大的武装力量,应对内外忧患问题,所以要创立可以代替府兵制的国家军事武备人才选拔机制。

在唐朝历史学家杜佑的《通典》第15卷《选举三》中记载,武则天执政第二年,“有人在教练习武术,其后每岁如明经进士之法,行乡饮酒礼,送于兵部”。

由此可见,武则天对于武举制度的重视。也可以断定,武则天是在长安二年(702年)设定的武举制度。

由于要吸取府兵制强制参军的弊端和教训,武则天严令中央和地方各级文武官员举荐自己身边具有稳定军事能力和勇武谋略的人参加武举制考试。

对于被举荐人的出身和地位,没有严格的限制,各级官员不可以强迫任何人参加武举制度。

在武举创立之初,唐朝中央政府有着明确且严格的时间和科目规定。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组织每一年举办一次考试。考试的科目和内容按照类别可以划分为三大类:技能、体力、理论形貌。

所谓步射,就是步兵站在原地射稻草人,射中的为上等;射中但是不符合规矩者为中等;符合规矩但没有射中者是下等。

所谓筒射,在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为“筈以傅弦,内箭筒中,注箭弦上,筒旁为一窍,穿小绳系于腕,彀弓即发,豁筒向手,皆激矢射敌,中者洞贯,所谓筒射也”。

所谓马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骑射。考生骑在马上,射箭在考场周围会有十几个草靶,如果考生全部射中的话,就是一等优秀;如果没有全部射中,就是成绩中等;全都没有射中,就是成绩下等。

所谓马枪,根据《文献通考》记载“尺码入运抢左右处壁板落而人不落即为合格”。

所谓长剁的考核方式就是考生用三石工和六针的弓箭射100步以外的箭靶,如果射中靶心就是成绩上等;射到稻草靶子的圈上,就是成绩中等;射到圈外就是下等。

第二大类就是体力相关的考试,包括翘关、穿箚和负重。所谓穿札,就是要求考生用弓箭射盔甲,根据考生射穿盔甲上的鳞片数量来判断成绩的好坏。

所谓翘关,就是类似于现代举重的比赛方法,要求手持门关的一端举重。所谓负重,就是用肩膀扛五斛米走20步,就是成绩优秀。

第三大类就是军事理论和身材样貌的考试,在这一项考试当主要选取身材高大魁梧,对军事理论对答如流、熟练掌握,有领兵作战的军事能力的武备人才。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附加项目就是要求考生必须要掌握的一些特定的武器,包括机弩等等。

武举考试成绩出来之后,会有官员在考场外面放榜。如果考生所有考试成绩都合格的话。

无论是出身何等门第,担任什么职务,家庭情况怎样,都由兵部颁发“告身”凭证,并结合综合成绩的高低水平和技能分别授予考生不同的武官职位。

从社会风气上来说,武举制的创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并且逐渐打破了人们长期信奉的重文轻武的思想。

唐代著名诗人杨炯在《从军行》中写道,“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许多文人自愿从军建立不世功勋,以实现加官晋爵的愿望,像岑参、高适和王昌龄等人很自然地接受了武举催生出来的尚武风气。

唐代武举制不仅是对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善,更是对社会武术人才的认可和尊重,极大地提高了唐代社会习武以及勇武之人的身份、地位和自身价值。

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学习武术崇尚武勇的优良风气,正是大唐盛世气象积极进取时代精神的有力体现。

从民间武术上来说,唐代武举制的创立推动了民间武术和军事武术的结合。唐朝之前的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限制民间私自练习武术。

西汉贾谊《过秦论》中说,秦始皇一统六国之后就“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

西汉建立之后,皇帝以文治天下,严格限制民间习武,推崇“止戈为武”的教化方法,告诫老百姓远离杀戮和战争。

在这样的国家政策指导下,民间武术逐渐脱离了实战应用,演变成为一种求生的技能,而民间的武术体系,也没有形成规模化的效应。

武举制的创立,不仅仅规范维护了民间武术的有序发展,还推动民间武术逐渐注重实战技能训练,形成民间武术体系化。

民间习武之人通过武举考试走上仕途,推动民间武术向军事武术转变,推进了军事武术的发展,壮大了唐朝军队的实力。

从武术教学上来说,一定程度上推动并规范了武术教学发展。由于武举制属于国家性质的考试,所有内容和考试规则都是中央政府统一制定,于是就催生出了一批专门教人习武的教师。

并且唐朝中央政府为了鼓励更多的人练习武术,还命令地方官员在练武场设置木桩以供练习。

这一举动促使武术学习和教学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推动了武术与教学的紧密结合,并且打破了武将世袭的掣肘,大大加强了上下阶层的社会流动性,为所有习武之人提供了为国家效力的康庄大道。

从武术兵器上来说,武举制推动了唐朝武将兵器的更新与变革,催生出了新型的兵器。唐朝武将最著名的武器就是唐刀中的长柄陌刀。

由于陌刀具有非常强的杀伤力,所以得到了唐朝中央政府的批准推广,并广泛运用于军队作战。

据杜佑的《通典》记载,“军队后面有人专门看管,手里拿着陌刀,看到士兵有后退者,就立即斩杀。”

唐朝军队还因为陌刀的出现,专门成立了陌刀队,并设立了新的职位陌刀将。在对突厥作战和平定安史之乱以及平定吐蕃回鹘的战争当中,有效克制的游牧民族的骑兵。

武术不仅包括军事技艺,还包括民间武艺。唐代的武举制虽然对唐朝军队素质提升和唐朝的国力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也活跃了唐代的社会阶层,为唐朝储备了大量的军事人才,但是武举制本身的局限性却不容忽视。

从考核内容来说,武举制主要考察各位习武之人骑马射箭和军事理论的考察,这些确实是冷兵器时代一个将领所具备的基本技能。

但是武举制过多地察军事武艺,导致人们片面地认为民间武艺的重要性不强,从而导致武术不能全面的发展。

从考生状况来说,很多习武之人为了能够进入唐朝的官场,受到了各种物质利益的诱惑以及社会风气的导向,思想受到了局限。

这就造成了武术技击和武术理论不能同步发展,严重制约了中国传统武术发展的速度,更加限制了中国传统武术的多元化进程和各个传统武学流派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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