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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与真实的距离—再评析武术与体育的文化关系、兼论武术的本质

当前,各种展示性的活动几乎都会注入武术的元素,显现了成为竞技体育后的武术在今天能引起注意和具有规模,着实让现在的武术人很欣慰。然而,平静过后的仔细思量,还是觉得被视为发展主流的“竞技武术”似乎没能形成真正的影响。同时,本有着广泛基础的“社会武术”也并没有因为竞技武术未能担纲起“道统”传承,而承续起弘扬“传统”的大任,只是显示“庙会式的热闹”,特别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武术在家门口没能成为正式项目,一时间引发了许多的悲观预期。

同时,对后奥运时代的武术将如何面临“方向”上的抉择;对武术被纳入体育后的此时是否要进行再次的文化反思;对武术本质以及变异问题的探讨等等,又开始跃然纷呈,好些学者为此开出了各种“扶正剂方”,其论调多数是要回归传统。

无论如何,在当前民族复兴的有利时期,我们针对武术,首先,一方面要弘扬其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要学习其他民族类似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并加以融会贯通,因为各种文化都不是绝对的二元对立,我们应该超越五四时期“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其次,武术尽管已归属于体育,然而它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发展机遇却又都不同于其它体育项目,对它的人文研究也就不能仅限于体育文化的范畴,而须用更为缜密的思维来处理武术繁杂的历史信息,并将其投放到整个文化形态变迁和文化方向选择的历史进程中去考证。其三,要用更为广角的视野去审视和规划武术的未来,才有可能为武术今后的发展求出“正解”。

武术,尽管这一名称的确立是后来的事情,但它发端于人类先民的搏斗术应该是现在学术界的共识,其完整地发展也就必然经历了人类文明进化史中的自然文化形态、民族文化形态和逐渐向科技文化形态过渡的三个历程。〔1〕

从历史进程上看,所谓的自然文化形态主要是指人类进入社会性生活所创造出的第一种文化模式,可称之为是人类生成发展过程中的哺乳期文化,其绝大多数时间是处在与大自然的混沌关系之中,但却几乎伴随了人类发展至今的整个过程。这时的文化特征是人们逐渐开始广泛地利用自然环境为自己的生存和生活服务,人们对外界的认识还是直观的和经验的,他们开始创造的文明成果基本上也都停留在物质的层面,所以此时的搏斗术是这一时期的先期作为维护人类自身生存的主要手段之一,其中的“打”自然也就成为其近乎唯一的价值取向。随着历史的进步,自然形态的文化也会不断更新自己的内容和表现形式,用于搏斗的技能也将因此在不断得以积累和传续的过程中提升这一“取向”的水准,再后来,这种搏斗术在东亚大陆地带就被视为“中华武术”最先的生成基因和得以集大成的基质条件。这也就是一些学者把“打”始终认之为是武术本质的依据。

所谓的民族文化形态,应该理解为是在自然文化形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时人们的生活内容和方式,主要或占主导地位的不再是与大自然先天赋予的各种具体条件相联系,而更多地是取决于各自生活的群落内,人与人之间联系时所持有的生活方式、习俗、观念、信仰以及应运而生的、特定的语言文字、道德规范、活动地域、社会组织和制度等。此时,民族的文化形态表现出了多样性的发展,其中被后世西方著名学者雅斯贝尔斯称之为“轴心时代”的具有各自特色的三个文化模式就是这种文化形态的典型代表:一个是西方经典的、日后成为在欧美地区所发展沿用的、现在统称为西方文化模式的泛希腊文化,这里面包括了具有孕育超验性宗教情感的希伯来文化和崇尚英雄主义以及凝聚着力感的罗马文化。它的文化特征是向自然探索与进取,把包括人在内的一切都进行对象化、客观化的分析,它的文化品格自始至终有一个重要的指向就是理性主义,它的文化特质就是不断地进行挑战与超越,它的文化目的就是要着重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所有这些,也就为现代体育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思想的基础。

另外一个是南亚次大陆的、实质上现在已经断代了的、但其历史文化价值却对另外的文化圈仍有影响的古印度文化。这种文化可能是因为地理环境的缘故,从开始就营造了自己的孤独精神,致使其文化目标始终是追求着有关宇宙终极和人生本质的问题而不顾人们的社会实践和活动,形成轻现实、重来世;轻实践经验积累、重玄学思辨的文化价值取向,它的文化内核就是要解决人与自身的关系问题,这为日后传入中国的佛学与本土学说结合后产生的“修心养性”,以及对武术中“修炼内功”部分都有着极大的关联和深刻的影响。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中华文化,它的最为重要的基础特征就是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和由此形成的血缘文化。正因为如此,“道德”就成为自我确立、自我实现的核心,任何个体的主体性,其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体现就是道德的主动性和功能性。也正因为如此,最早以“打”为主的搏斗技能在中华文化圈内慢慢地向“打”“舞”并举,再向“演练”过渡,最终形成了以“套路”为主导的武术发展模式,如果要说其中有“打”的成分,更多的也只是强调有目的的“限制”和展示未战而先胜的“功力表现”。〔2〕正是因为如此的文化氛围,武术的“打”“练”才有可能在长期的“不对称”甚至“不相干”的状态中互为依存,还因此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演绎出了愈加丰富厚重的武术传统,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份文化境遇才使得我们的传统武术不再仅仅只是作为一门行为的艺术存在,更是成为了反映中华文化思想的载体之一。这也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一旦只需在技术层面讨论武术发展的问题时,往往会引发广泛的思想和文化层面的交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新型散打确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关“拳击加腿”的辩论就是典型的佐证。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西方文化进入了全面碰撞和交流的时期,又由于西方文化在这一时期的强势作用以及其思辨、探索、分析和求证的文化特质,带动了整个世界的文化开始向科技形态发展。尽管许多的科技思想在民族文化形态时就已滋生,甚至在更早的自然文化形态时就有萌发,但都没能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成为整个人类的主流意识,只有到了近现代,经过长期积累的各种文化系统经过冲突和扬弃后,才出现了不分民族、不分国家、不分信仰,却在几乎所有的领域和过程中,都不约而同地、竭力地通过人类实践证实了的科学技术力量去建立和发展起从本质上衡量是同一的,或者说是趋于同一的文化类型,至以此时,我们当前的整个社会就进入予以定义的现代科技文化形态。正是因为这种文化形态的趋同作用,也使得走向现代的武术在体育科技快速发展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被纳入到现代体育的范畴,并由于科技的力量不断地把武术的“行为表现”推向“更高、更快、更强”的境地,甚至开始强化武术的竞技理念以及突出其竞技的单一性取向,使处于现时科技文化形态中的武术发展,一方面其“技术支架”〔3〕得到了确实的加强,另一方面却因为这个过程让其多元的文化内涵及价值取向被不断地淡化或弱化。

在此情势下,我们有必要从现代科技文化形态的基本思想特征入手〔4〕,针对上述现象作更深层次的探究与认识,以明确我们对武术发展的理解:

其一,由确定到随机的转化—探索发展之路。当武术还存在于民族文化形态时期甚至是进入科技文化形态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始终处于一个平面的、封闭的、自我修补的文化模型之中,似乎武术的先贤们早已一劳永逸地揭示了武术的真谛,人们完全相信武术学问的确定性和不可突破性,后世的习武者只能是在不断地进行着思想感悟和重复着身体力行的诠释义务。然而自近代以来,在科学的所有领域都得到不断深化和发展的统计规律与概率随机性及不确定思想,揭示了包括武术在内的所有事物的运动特性中,都具有确定与随机互补的关系,并进而认定随机现象和其中的不确定关系更为根本,武术也因此既存在着其发展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又存在着差异性和间断性;其各个层面的性质既取决于它的整体结构,又受制于其它层面为之提供的必要条件,它们互为依托依存。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尽管我们已知了武术的范围与建构,但不可能已成定势,它依然要走向未来,依然要带领我们去继续认识其发展的新历程和由此产生的新事物,这是一个不朽的趋势。

其二,由存在到演化的转化—重视过程链接。有关“存在”,在近代科学研究的领域中基本上是指关于“结构”的学问,大致也都是在静态的定律中得出结论;有关“演化”应该理解为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量”的守恒与转化到“质”的创造与嬗变的相互关系问题。并且由于对“熵”概念的引进,所谓的“演化”从此就可以用系统本身所固有的状态变化来说明,对事物的认识也就从了解静态结构开始,然后再转向探讨其演化的动态过程,以致完成从“空间文化向时间文化有序转化”,这是现代科技思想的一个基本论点。这一论点深化了我们对武术学科的认识与研究,这时的武术就不能再仅仅被当作是一个个物化的、单独的历史坐标,它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的每个节点上都会出现“反传统的事实”—武术中的拳种、门派、技法与功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一再推陈出新,其原因均是该系统生命的延续能量在不绝于今的武术文化的历史链接中不断被激活,不断被扬弃的结果。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具有反映传承意义的“传统武术”和“武术传统”的概念,〔5〕从正面回答了传统武术对现今武术的异议与诉求等问题,以求明了武术发展的辩证法则和排除其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无谓干扰。

其三,由简单到复杂的转化—强调学科综合。简单性、简明性是近代科学传统的一个基本信念,也一直是近代科技发展的动力。然而至今,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人们认识到这种简单性、简明性的概念已经很难再维系其继续发展,因为作为一个巨系统的世界来说,它的本质是复杂的,其中的任何“物体”都不会具有与环境、条件无关的内在特征,它总是通过和外界的相互作用来确定自我的存在,为此现代科学词典里就有了“子系统”或“亚系统”这些新词,每个子(亚)系统都具有对立且互补的特征:保持自身特性的自主性趋势和作为更大整体中的一部分且又有随趋整体的状态。这样一来,就势必要为“物体”的有序发展建立起严格而复杂的跨学科的进化理论和操作体系,进入现代的武术就得面临这一现实。此时,作为一种运动项目,武术首先要褪去“自成一体”的神秘外衣,接受训练学、生物力学、心理学、生理解剖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指导,并有必要借鉴其它项目的各种具体技术与方法来组织和完善自身的系统训练,才能真正完成其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

其四,由求理到求利的转化—追求效益最大化。价值进入科学这是现代科技思想的又一重大变革,它表明了科学已不再仅仅只是追求真理的纯理性活动,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社会的整体价值观及需求的限制,追求效益则成为显示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方面并由此与社会经济等领域产生协调发展的关系。正因为这样,现代科技思想中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从目的与手段的契合关系出发来考察和研究人类行为的可能性与限度及其有效率,通俗地讲,就是如何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收益。所以,就此应运出决策学、管理学、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技术等不以某种特定客观事物为研究对象,也不试图去把握某个客观真理,而是针对人们特定的活动领域,为达到一定目的去组织或规范其行为的这些学科。它教会我们的不再仅是理解事物的运动,更在于指导人们如何有效地去达到“运动”的预定目标以应对最终的实用价值判断。武术进入体育的系统,尤其是进入竞技领域后,其理念势必将接受这一主流意识,为此它要用尽可能最为经济的科技手段来提高武术“行为”的表现质量与效果,以追求其竞技时实用价值的最大化,而不再会过多地去考究它表现时的“韵味”和运用时有无体现传统的“招数”以及它的文化内涵。

现代科技文化无论是作为物质的力量还是精神的力量都直接冲击了武术在当今社会的生成条件与承续基础,并对武术的传统意识和理念也产生了震撼性的效应,更为关键地是传统的武术就此获得了新的生成因子,接受了新的文化形态的选择,从而能使武术在注入新的文化内涵后以新的姿态汇入到现代文化发展的巨流中去。

任何一种作为社会意识的文化都是由社会的存在所决定的,故而一个民族的文化类型和文化特质绝非是一种理念的先验臆造,而是从其民族的生成与生活的特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先民的主体大约早在六、七千年前后就已逐渐脱离狩猎和采集的经济阶段而进入农耕社会,久而久之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明.张岱《夜航船》)的民族习性,必然就会注重自然与人的和谐关系,以至产生“天人合一”的精神,在此大背景中生成的武术必然也要遵循这一精神,并把“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6〕同样理解为是武功的上乘境界。然而,正是这一精神,却暗寓了自我完善和无意突破的保守性,培育了安守现状的武术心理,同时铸成了其文化的超稳结构,这也就是为什么民间武术对经典的传统套路会如此膜拜恪守且又经年流传的缘故,这是武术文化的特色传统之一。

另一个武术文化的特色传统,即是和传统宗法体制有承应关系的武术师门的传承习俗。这种类似“血缘”的存续关系构成了武术界一整套伦理的理念与规矩,重血脉、重传承就成为其文化特征中的重要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民间武术如此看重“正宗”与“嫡传”的原委,这就是为什么在都冠以武术名头的情形下却呈现出迥异风格的各路拳种门派的缘故,这也就是为什么武术在长期的延续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各子系统(拳种)间的相对封闭与不交流现象。

还有就是人情为上的“情理主义”(林语堂),这同样是武术文化的又一特色传统,且尤为突出。对它的理解,就是武术一方面要坚持“情”的绝对性,一方面又给“情”以秩序与运作的逻辑,也就是说任何“情”的孕育、投射、宣泄都必须遵循伦常的规定,否则就不具备道德的属性,如在公开较技时,如有私下切磋时,如是门内授守时,如遇寻衅滋事时,如需见义勇为时,皆以“情理”为由,俗成诸多“应对”与“进退”的约定,最后总是能够各成其事。所以,也难怪有人认为在这等文化氛围中的传统武术其实是用来“示意”而不是用来“打”的,久而久之也就自然不能“打”了。

然而,武术随着被纳入体育的系统和逐步接受体育的理念,随着包括体育在内的整个科学技术的进步,它的包含着“打”的运动技术水平也在不断地得以激发和提高,竞赛作为竞争的具体表现已经是武术运动的常态化行为,“交流”、“突破”、“求真”则毫无疑问成为竞技武术运动的主题。在现今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练武最终是为了达到心理的平衡和寻求与外界和谐以完成自我完善的人生课业;拳种门户间的心理排斥和讲究正宗传承的心态;“交手”主要是作为道德说教的一种行为方式等,都已被不断地弱化。当前这种作为不但终止了武术在真正归属体育系统前所面临的整体发展的停滞期,还赋予了它新的历史使命,使武术的技术特质及由此带动的整个武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武术传统”在新形势下的延续与发展。

武术文化中除去形体行为的本身价值外,它的“博大精深”之处主要表现为具有德性的价值取向,这是由我国伦理型文化的传统所决定的,其价值主体当然是《荀子·王制》中说的“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的人,其价值目标,就是通过人们的习武来了解和学会处理现世的人伦关系,其取向的重心之处必是注重人的自身修养乃至完善化,即处理好人与自身以及人伦和谐有序的关系。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奇妙的现象,即练武者最初入行时绝大多数是以追求抗暴自卫为主旨,可练至高明处却更愿意去探索其中的“神韵”“意境”,致使很多人一辈子没打过架,甚至不知如何“动手”。这也就成为现代人认为武术不能“打”的另一个理由。

然而体育科技的迅速发展向这种德性价值观提出了系列的挑战。首先,现代体育科技的发展增强了人们干预、控制和提高武术的训练与运动技术的水平,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大项目竞技的核心竞争力和增强冲击极限的能力。这明显突破了传统武术文化中讲求人与自然和谐合一的理念,改变了人们通过练武最终主要是为了完成人性修炼的目的,“竞技”成为现代武术实现其实用价值的主选。

其次,确立竞技体育地位后的武术才是真正实践“武无第二”的传统观念,角逐比赛名次则几乎成为竞技武术的唯一目的,这就对武术技术的传统取向产生了颠覆式效应:一是武术的技术表现全然不受拳种风格的左右,而是由规则起着导向作用,技术方向往抽象化发展;二是着力追求专项的可比性、实效性,所以套路演练更多强调地是动作的难度,技击对抗最终强调地是“搏斗”而非“点到为止”,所有的技术表现首先都是为了激发人们的感官效应;三是技术训练为求突破更是结合科研成果,广为撷取其它体育竞技项目的技术与训练之特长为己用,技术整合超越了传统武术的技术范畴。

再次,武术的传统伦理观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因利益驱动而使过去的师承、师徒关系正在变为一般的师生关系、同事关系甚至是利益搭档或合作伙伴。选择出身门户则是从者根据师者的社会影响及所具有的现时价值来论定是否要列入其门墙之内,并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去刻意改换门庭,目的都是为了抬高自己以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个人主义思想正在以实用主义方式突破传统宗法制度中的集体主义理念而成为当今习武者当选和普适性的人生哲学。

传统武术文化的认知特征是重体悟、重类推、重德行,它是一种素朴的整体思维方式,是在伦理型文化的德性价值取向这个基础上展开的。首先,引使人们对武术的理解往往是通过体悟来获得,尽管这个“体悟”有一个不断积累地过程,但终因这种认知方式至始就缺少机械唯物论的阶段,从而阻碍了武术的思维与数学语言的结合,否定了实验科学对武术发展的介入,只用质朴的整体观和对立统一观去评论武术的一般定律,这样虽能使之有较少的片面性,但它的不片面却是建立在模糊直观的基础之上,因而对其各部细节必然缺乏条理化清晰化的认识,其技术的体系、规范与实用性也就不可能受到逻辑规则的制约,也似乎无需再过多地担忧客观实践的检验,因此杜撰成份层出不穷。

其次,就是对武术的功用往往是通过类比来推论,即用推己及人,推人及物,设相喻理的直链方式或“相生相克”的平面循环方式来类推乃至扩大其功能的性状,贸然提升了它的基本功用和取向评价,此时的武术俨然成为了包罗“天地学问”的“形上”之道,并把其作为指导习武者塑造人生的教科书而不再仅仅是一门技艺。

其三,对武术的最终认识往往落在道德的准则和执行上,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不可能提供超出道德范围之外的诸如实证科学和数学语言成长的土壤,久居传统社会各界要津的卫道者们也都历来讲究“道统”的相继和“师法”的承传,以致对武术,其结果必然是不谈或少谈道德以外的事情,其认识必然是把它作为“崇尚武德”的载体,其最高境界只能是“德性至上”。

现代科技文化的认知特点是重理性、重逻辑、重实验,它所要反映的是客观事物的本质和其运动的规律,这就是说,要把握武术的运动本质及规律仅仅靠感性和直观是不能完成的,它要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借助和运用判断、推理与抽象思维方式,通过重现自然进程的科学实验与实践加以确认,形成理论概括来完成对武术系统性认识的第一步,然后根据获取的理论结果去研讨和规划其发展的可能与趋向,再据此对武术作进一步地实践。这时的实践在开始阶段一般只限于技术层面,会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和“拼装性质”,随着认知的深化,对武术的了解也就不断扩大至它的整个文化层面及与社会间的各种联系之中,由此逐渐合成为新时期新的武术文化功能,并可根据需要不断革新以适应其以后的发展,这时的武术伦理则也被纳入到现代社会行为的总体规范之中而不再是原先武术中实际上的最重要部分了。

由于武术的传统认知方式在探求过程中表现出的心理需求和延伸,决定了它的文化性格在未进入当代科技文化形态之前是内向性的,其表现,首先是重自省、轻外求。具体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人性向善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既定的、包容习武者行为规范的武德模式,习武者的高尚与否是通过武德修养和武德规范来实现和评定的。二是精神的自我平衡,即作为主体的人在通过道德的自我修养后,能够达到使人生矛盾得以融化的境界,如若不及便可采取避世态度。

其次是重传统、轻新学。特别在对武术功能作评价时,习武者习惯于拘泥或者师法古人,若遇问题多愿从已有的信息中筛选自认为有用的东西,如真要想加入对武术的新见识一般须得用“托古改制”的方式来进行,因为只有借助传统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地获得同道认可,并使思变者本人的内心也得以安稳。

再次是重德性、轻功利。向内探求的性格使武术演变成为泛道德主义文化,从而形成以伦理制约经济,以德性取代功利,甚至是“舍身而取义”的武术道德倾向。正因如此,武术的德性表现了两重性,一方面是武林界匡扶正义、除暴安良的行为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被一再肯定,更有太多的武林志士最终成就了维护民族大义的壮举;另一方面是当道德规范变为僵化信条时就容易轻视“法”的存在,或将“功利”归结为罪源而抹煞了“义、利”间的实际关系,使其技术及功用受到忽视,甚至成为“道貌岸然”和“沽名钓誉”的虚伪之源。

由于科技文化形态的确立与发展,逐渐培育起了现代武术具有向外探求的文化性格,其表现,一是凸显了探求武术功用的客观性,二是科技的介入使武术发展必须具有合理怀疑的性质,三是科技的本性是义利的统一。正是在此影响下,武术的认识不再仅限于道德与传统的泛论之中,更多地是把重点转向其技术特质及运用效果的研究方面,以求开发它更多的实用功能。又因为科技活动的本质在于创新,武术的研究就会涉猎更多与之相关的其它领域,这就造成一方面不断地要摄入新的思想方法和科研成果,另一方面又将通过怀疑、批判来摒弃陈旧或错误的观念与作为来推动武术体系的更新与再构。还因为武术活动本身所带来的健身、娱乐等各种功能以及随之体现的精神需求和文化成就,引发科学技术更多地介入以获取武术价值的更大化来达到惠泽更多受众人群的目的,而不再只是为了某种道德信念去完成“兼济天下”或“独善其身”的个人政治品格的培养。

对于进入科技文化形态的现阶段来说,武术,正在急速地发生着突破传统的变化,正在以日趋体育化和竞技性状的态势发展,这必然会改变它原有的质地和推广、传播的力度与广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现代武术的认知体系,这是目前武术发展的主流模式。但就在以为能够得到普遍肯定之时,却感受到了其中还有诸多的不予认同和无奈,这就是,尽管武术的元素在为他人所用时能得以各种形式的表现,但在需要完整彰显自身的文化与魅力时却未能反映出更多的自信与吸引力;尽管武术被一再促推,但除了太极拳等个别拳种尚呈方兴之相,其它的似乎都有悄然消失之虞;尽管竞技武术源于传统武术,然而现在各为系统的两者之间非但不宜融通兼顾,反倒形成不相往来之势,所有这些都会在无意中阻碍武术的发展,这也将成为今后推展武术时须得先行解决的基础性问题。

武术在被纳入现代体育范畴后,一般是通过健身和竞技两个方面来体现与弘扬其价值,所以发展的着力点就自然以获取竞技的“制胜力”或健身的“有效性”为主要方向。正因为这样的武术“方向”,就自然形成了专家学者的精英化专业阐释方式,此时尽管他们可能有一定的武术传统文化基础,但由于最后接受和完成的现代教育及随之的工作背景,使他们会完全秉持现代体育的系统理论,运用生物科学技术和实证方法去对武术进行结构性的论证,这样自然也就注入了否定传统的因素。还因为竞技体育的单一性取向,使武术愈加趋向技术层面的实用性和提升性,此时的注意力也将不再过多地置于广义的武术文化方面,如有需要只能是作些“嫁接式”的泛论,必然缺少与历史文化渊源的有机联系。更因为时下发展的态势使武术尤其是竞技武术,只能作为一个体育项目的模式而不再是完整体现传统文化的一种载体,所以让恪守传统的人们觉得,所有这些都是在有意无意地消弭或阻断传统文化对现代武术的联系与作用。

另外,正因为目前的武术不能以原有的整体文化模式被全盘纳入体育范畴且又不能完善解答个中原委;未能就如何从现在起协调好武术文化与体育的关系作缜密地探究;未能或不多地从其文化传承与沿革的必要性出发来研讨武术今后的发展之路,所以就出现了一些对武术提出回归传统的“反方”学者。这些人具备了传统的文化底蕴和对武术有从文化高度来审视与概述的能力,但由于缺少一线的或全面的直接工作经历,对武术的技术、训练和运用以及专项特性少了些许深入、真实地介入与理解,使武术研究往往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其中“训诂”和“想当然”就成了主要学问。尽管他们的研究目的是试图让武术与传统文化多有些联系,但是把武术的“引伸义”作为“本意”来研究,这会对作为体育的武术来说,就容易缺少具体的发展措施与实际操作的可能性。但是,就因为有了重现“文化”的呼声,也就容易给人造成当前武术已经“没有文化”的反射性印象。

还有,武术中直接的道德教育功能因其体育化的缘故而被掩盖乃至忽视。众所周知,武术历来就重视“尚武崇德”的精神,通过习武来达到教化德性是传统习武观中的第一要务,从伦理学的角度甚至可以说武术就是传统道德观的载体工具。然而,武术具有了现实意义上的体育属性后,开始突出了它的竞技性与健身性,其中的功利企求使原先武德的教化功能随即被转为间接、次要和隐性,人们的品德教育与养成已需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完成。为此,一旦原本作为武术文化主干的道德被现行武术所忽略时,就容易使人错觉其正在失去它所有的“文化内核”,所以也就有了现时厚古薄今的议论和回首寻觅“传统”的冲动。

由于目前“高、新、难、美”与“制胜”竞技理念的主导地位和支配作用,武术发展必然采用“高、精、尖”范式,这固然提高了当前武术的运动技术水平,但人们却在赏析层面上引发了不同地认为与意愿,甚至是争论。所有这些,是因为到目前为至武术还没能在体育与传统之间真正建立起共有的价值观基础。

3.2.1混沌与开窍。武术的传统赏析习惯,就是把对传统文化的情结和思辨的方式串联起来,通过其形体行为的功能用途和表现来体会武术的文化底蕴及衍生的意义,从中找到与外界和谐的基础和隐喻的人生哲理,而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对其行为功用的追求上,甚至无需去关注行为动作的机理与规范,至此,传统的武术赏析观就势必会建立在对武术总体把握这一认识基础之上,并且,经过长期地认知积累,成为国人一种不易改变的惯性意识,以致对武术产生广博持久与神秘感性的认知效应。人们是在感悟整个武术的文化经历中去感受赏析的魅力所在。

如果说对武术的传统赏析观是一种综合思维的哲学模式,那么由于现代意识的作用,现在对武术的赏析则可谓是具有分析性质的科学思维结果。由于武术成为体育后使其取向趋于单向化,由于竞技体育比赛的规律使其要有可比性,武术的表现就需要把规范与能力作为基础条件,就需要精细的技术作为专项架构的支撑,就需要专业的条理化设置与科学化的训练,就需要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评估体系,这一切都显现了现代体育科学的理性精神,人们对武术赏析的“节点”也必然调适至技能运用的极致表现上,反映出一种对技术的针对性、合理性与有效性的追求。

假如说,总体把握的传统武术赏析观是传说中的“混沌”,那么正在建立起的现代武术理念就是对“混沌”的开窍。正是这个“开窍”,会让坚守传统武术赏析观的人感到其理想中的武术将在明了中“死去”,并由此开始他们对当今武术的质疑和复归传统的试图。然而,崇尚鼎新的人却把此理解为是传统武术的“重生”方式之一,因为把对武术的赏析从总体把握其文化的感受变为一种具体的技能知觉,是对武术新的赏析观的重构。时下,这两种观点在业内,直接参与训练与管理的人持“重生”立场占据多数却绝少诉诸文论,而注重武术文化研究的人大多持“回归”心态且又具备文宣优势,再加上传统赏析观的惯性,就容易使普通民群对现行的武术有曲解,这肯定无益于武术的推广与发展并已显露端倪。

3.2.2 意境与现实。武术的传统赏析心态是武术习练者与观赏者在用形象思维的方式来营造武术表现时的“神韵”,并试图依此来体现出一种“意境”以凸显自己对武术理解的层次,从中获得审美的欢愉和快感,这是一种“反求诸己”式的想象力表现。换言之,武术的意境是一种纯主观的冲动与追求,是一种自我感觉。正因为感觉的各有不同和无需认真地证实使武术充满了神秘色彩,也才更可能产生意境,正因如此,在习练和赏析武术时人们往往会更加推崇“把玩和品味”的审美情趣。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散打”独立出现后人们对整个武术的喜好反而降温,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崇尚实力的今天却还有很多人去关注WMA〔7〕,因为,人们不愿意就此打破心中对武术“朦胧与虚拟”的审美感觉,这就自然降低了武术技术功用由“真”而“美”的张扬与力度,却突出了由“善”而“美”的宽容与高尚,就此造就了“高情感、低认知”的武术审美现象。

“现实”是指目前受到体育理念影响的人对竞技武术采取的赏析态度的归结点,即把武术审美的基础建立在其动作表现的质量上,也就是通过人们感官的比对来获取表现过程中的悦目赏心或投射宣泄,为此目的,武术的着力点自然也就要转向运用科技力量以获取竞技的“制胜力”而不再囿于它原先的“属性和内涵”,还由于受竞技武术的影响,社会武术及其赏析观也在日益趋于竞技性的改变。正是科技的力量使现代武术的运动技术水平愈加提升和超越,成就了武术的“规格化”和“技术美”,同时也满足了人们感官的刺激。正是这种带有知性的赏析特点,造成了“低情感、高认知”的现代武术的审美情趣。

然而过多地关注了武术的技术品位势必会忽略它的艺术质地,就有可能破坏了很多人对武术赏析时所存有的情感色彩和感性认知。这恰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尽管武术起先是以技术形式出现,但随后更是以一种艺术的姿态存在而“非关乎理”(《沧浪诗话》)。意境与现实之间有着区别:“现实”追求的是过程中形式的美感,“意境”更多得是去感悟结果可能带来的涵义,两者似乎有着不可沟通的壑垒。

3.2.3 沉稳与洋溢。武术的传统赏析要求,无论是套路的窜腾跳跃还是技击的奋力拼搏,根本之处强调的仍是习武者一种沉稳的心态与品相,美感出自稳重、扎实和开合有度,这是需要有意地抑制自我和持久的时间才能练就,用行内的话讲是“吃功夫”的。尽管如此,在传统意识强势和精神生活匮乏的传统社会里,从孩提时代开始这样的习练是可以理解和坚持的,然而在物质与精神需求得到极大满足并还有多种选择的今天,武术中这种早于青少年成熟程度的“沉稳”要求,对现在的他们来讲如无其它企盼是不太愿意接受的。与此相比较,更多的青少年现在喜欢参与具有生活激情和趣味并少有文化负荷的运动项目,这可能也同样需要“吃功夫”,但却因其充满了与他们年龄相符的“洋溢”活力而使之能够义无反顾地投入。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一方面在大谈武术传统与文化魅力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出现了习武的总体人口仍然在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现代武术的发展必然要对其原有内涵做出重新的认定,从而引发了一场有关“武术本质是否是‘打’”的辩论。概括起来,“非打”派的主要论点是,传统武术早已脱离“打”而成为一种道德文化,其本质和现实的意义都与“打”无关,并进而引申出当前散打不是传统武术延续的论点。“打”派则认为,武术的本质就是“打”,其所有的一切也都围绕着“打”而衍生并继续的。其实这是一个没有真实意义的命题。理由之一,武术的发展就有可能改变其本质的涵义。武术套路的出现就是对其技击术的另类发展,这对武术的构成及本质产生深远的影响;骑射与摔跤脱离武术范畴而自成体系反证了武术“打”的质地在发生变化;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后的重提散打,武术只以套路形式出现,其所谓“打”的本质也就无从再现,但武术却却在继续发展。

理由之二,“打”应该准确地理解为是武术技术的本质表现。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武术已经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和符号,它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已从根本上淡化了“打”的作用,如要谈及本质把武术理解为是一种文化的确更显合适,此时的“打”就只能作为武术本质的下位概念——技术本质而存在,事实上武术的动作技术才有可能具备“打”的功能或含义。

理由之三,传统文化特质决定的武术打法在表现格斗程度的“函数曲线”中并不处于高“点”,却不影响武术在当今的发展与提高。传统武术的“打”,除了社会历史条件限制了人们的认知能力而影响其水平的提高外,更重要的是因为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使其向非“搏杀”方向发展。所以用现在的标准衡量,让否定传统武术技击功能的人和感觉传统武术应该能打的人都会觉得目前面临的传统武术,其“打”水平不高。

其实,“打是否不是武术的本质问题”与其在现代的发展没有直接关系也无须取得认同。多年来,没有技击的现代武术其套路水平远远超过传统,目前开展的散打,既不否认传统技击法的启迪作用也无须依赖传统的打法,但“打”的能力应该远高于传统。现代武术的功能作用完全取决现代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去无条件地复原与表现其原始的本能。

上述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一是对已成为“过去时”的人类文化形态中成长起来的武术,人们一般都会把其当作一个物化的整体来理解和接受,忽略了它本身也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无意中形成了“传统武术一成不变的”普遍意识。

二是现处的科技文化形态应该理解为是其历史行程的前期,武术要完成现阶段的转型与发展,必须在传统和现代文化不断地冲突与整合中才能真正实现,也正是这样才引发了一些人的“思古幽情”与“卫道情感”。

三是由于漫长历史的积淀,武术确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且又承载着远超出体育多得多的文化内涵而被人们广义地解读,却忽略了它现已属于并更应予重视和强调的体育属性,为此在论及武术时往往会游离体育概念。

四是本属中华文化这一区域性文化圈子项的武术,总是被不恰当地夸大了它的历史和文化的区域范围与作用,似乎其它同类皆源于此,从而易于产生不愿接纳“舶来品”的本我意识。

五是由于本土文化的生成环境和强力的传统认知惯性,使太多的人在对待武术时很容易用一种先验的认知模式去感觉和想象,更多地是反映一种信仰的力量而非理性的理解,并就此容易在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中去否定当今武术的发展与现状。

六是上述各种情况尽管有其固有原因,但与多年来没能做好武术整体长远的发展规划有关,所以造成了目前这种“既争论不休又不知所措”的现象,也使更多的人误以为这就是武术的“博大精深”。

武术当前最具有的文化意义是被划入体育的范畴,这就使它有了实质性的归属,为此也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发展和成就。然而通过上述分析得知,武术目前在其文化方向的发展上存在着“背反”问题,即官方推行的健身与竞技的武术项目可以说基本上是出于科研的结论,民间自行操练的武术则完全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留恋,尽管两者可能会在技术层面上有所借鉴,但在文化理念上却是不相兼容的,这就造成了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两者在各自的轨迹中运行,却都未能阐明武术的本旨,这表明它的发展再次进入“歧义”阶段,同时也可理解为是武术又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机遇期的到来,解决好这一问题将直接关系到武术的出路与前途。

武术的技术及训练应该属于自然学科的范畴,然而其行为表现所反映出的精神需求则又属于人文学科研究的范畴,所以说,如果武术要真正表现出“高情感、高认知”的完美追求,就应该强调科技与文化在本质上的有机结合,以达到“自然与精神的高度统一”。

反观此前的情况,武术为了适应体育的规律与特性,为了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必然会过多地关注体育性质的科研,过分地强调它的规范形式,使体育科研与其本有的文化特质长期分离,从而导致武术科研失去了人文性,武术文化则失去了科学性,而武术的科研与文化的关系又失去了本质性联系的现象出现。

所以,虽然体育科研对武术的同一性作了抽象化的描述和规定,但还是难以从整体上反映出武术的包容性,并且还由于前面提到的“失去”在现实中已经限制了武术真正的多样性研究与发掘,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几乎所有拳种都是千部一腔的“自选风格”。正是这样,行内的人都有武术发展之路越走越窄的感觉,所以也就有了武术的“国家文化安全”〔8〕和“与奥林匹克运动不可兼容”〔9〕的,因迫于一种“文化自卫”心理而出现的“持续焦虑”(美国.艾恺)。这其中有对武术中“唯科学主义”的反思,也含有受反现代化思潮的影响。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把后北京奥运时代作为武术再次整合性发展的契机,也就此认为有必要去重新确立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在继续现在“求真”的“物本”基础上,回溯传统“求善”的“人本”精神,在“真”与“善”的提升中获得全新的“大美”的感受。

确立武术的文化方向后,必将考虑做好与体育特质有机结合的工作,为此我们借用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对词汇有“表示义”、“指示义”和“暗示义”功能〔10〕的诠释来帮助理解这种“有机结合”颇有指导意义,因为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这“反映在人们的认识中,是规律的感性、知性与理性三个递进上升的层次”。〔11〕

“表示义(本义)”,即武术动作行为的表示功能,这在当前有两种意义,其一,为“打”而生成的传统格斗技能,是我们民族的武术经年流传的本义,现在经过提炼和规范加之规则的制约成为体育中的交手对抗项目——散打;其二,经过最初的编纂,再加以运动形式的程式化表现,把武术“打”的功能技巧美化成为现在体育中的表演类项目——套路。换言之,不论现代体育的项群理论如何将其分类,散打或套路在传统理念中始终都是武术的完整涵义。从技术的角度来阐述,所有这些表示的功能都是囿于经验的水平,具有一般的感性的确定性,是人们认识深化的基础。

“指示义(引申义或转义)”,即武术动作行为的指示功能,也就是通常理解的作用意图。如果说散打的“打”和套路的“演练”是武术的表示义,那么,如何打好或演练好则是它的指示义,即引申义或转义。这从技术的角度衡量,就是体能与技能的充分结合,运用方法与时机的精准练达;从赏析的角度衡量,就是所有的表现在感官上能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提振和为之一悦的快感,甚至在心理上产生追求的向往。正是为了这个目的,现代的武术就要在技术、训练和规则上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以提高其运动与表现的水平。然而这在认识范畴内属于中介的知性阶段,因为它尽管扬弃了经验的杂多性,获得了抽象的普遍性,却由于其认知特性使我们在此阶段对武术的认识还局限在相对静止和单一的技术层面上。

“暗示义(领会义)”,即武术动作行为暗合传统文化中的玄机哲理并引导人们去探索,以求能够达到完成修炼人生的目的,这体现为一种暗示功能。在传统的伦理文化中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都是提倡“好仁恶杀”的,这不仅是长期以来武术发展以套路为主的基本动因,还是人生历练可能成为的开蒙课业之一,习武就不再只是为了强身健体、自卫抗暴,更是试图通过这些作为来惕厉心志,进而达到能循势“入世”或“出世”的目的。尽管这样的“目的”在当前有待商榷,但练武至此实质上就已贯通了传统武术的完整意义,从认识论的角度可以说这是武术的理性思维:即把感性的具体性与知性的抽象性辩证统一,“使人的认识从外在的差别进入内在的超越,也就是能在对立统一中反映事物的客观变化自身”。〔12〕

经过对上述“三义”的寓意辨析,可以通晓传统武术的本义是为了表现其技能作用;引申义或转义就是反映武术技能运用中的机理涵义;领会义则是表现参与者超越武术的理解力与想象力以及为达目的的能动作用。然而问题的关键是,现在人们对待武术大多数只是停留在“表示义”和“指示义”的层面,而且大量的作为似乎让人感觉现今的武术与传统的武术没有交集存在,根本就是把对感、知、理三性的认识关系割裂开来,使认识止步于知性阶段,也正是因如此才有了目前武术的“本质”之辩。

其实,尽管对武术的理解未必都要去完成上述三个阶段,尽管体育部门因职能所限不可能把工作重点放在推广武术文化上,但其中的一些思想或寓意还是应该也可以在现行的体育框架内得以基本的实现,这是武术文化的特质使然,也是武术发展的历史需要,因为,传统是武术的民族性而体育是武术的现代性,没有传统的民族性则没有武术的历史,没有体育的现代性则没有武术的发展,只有真正做到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有机结合才能使成为体育的武术继续充满持久的活力和韧性。

事实上,“传统武术”只有不断地变化才能使“武术传统”不断地演进,而“武术传统”的不断演进又能使“传统武术”不断地改变质地向现代发展。如果说前者是人为的力量在长久地起着主导作用,那么后者则是一种自然力在反作用这个渐变的过程,它们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方面,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分割,目的在于说明武术发展的辩证关系。在此提出这一观点就是为了说明武术的再发展不可能是一个既定的模式,今后对它的推动也就不可能仅限于竞技体育的范围,更为关键地是让蕴涵中国元素的武术能够在更大范围内真正得以充分地展现与发展。当然,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更须集众多人的智慧才能成功,所以本文在此只是提出可能的思路。

4.3.1划分层级。现在的武术,无论是套路和散打给人的感觉是太难,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尽管在训练中有从易至难的技术要求,却没有在比赛中体现出从易至难地将技术及评定划分为独立的层级与范围,让人们从开始就把习武的标准定制在“阳春白雪”的高点上,这反倒容易使大批有意愿入门却需直面难度又唯恐不及的人望而却步,无形中阻塞了受众的来源,损伤了武术发展的基础,为此,我们有必要学习欧洲一些交手对抗项目分层级发展的做法并探讨其在武术中推行的可行性,这其中有几个特色因素必须考虑,一是层级分类要包括套路和散打以体现武术体系的完整性;二是以年龄为主结合专项水平来划分若干层级并表现为累进提升的体制原则;三是把业余与专业、评估与竞赛、计划内比赛与商业比赛统一构建成一个序列式的表现平台;四是以段位制为基础建立起武术完整的社会考评运行体制,并在此高端设置武术文化研究的项目与层次;五是完成这个系统建设需要有多个职能部门与相关单位的协同共建。

4.3.2重修规则。层级分定必然涉及竞赛规则的改动,这直接关系到武术技术发展的走向和被边缘化的能否程度,进而极大地影响到武术受众群体的消长状态与该项目的兴衰成败,为此需要把各种相关的因素考虑至尽,首先,因为武术是已步入现代的体育项目,所以必须表现出体育竞技的规律性与项目自身的特点,要坚持批判和超越的理性精神是最为根本的;其次,因为武术是传统的经典项目,所以在与其它项目沟通交流时或在不断地发展和需要重构时,必须保持中国文化元素的发扬与活力是最为关键的;其三,因为武术是典型的平民项目,所以要摒弃经院哲学的烦琐,要符合易于知晓、易于接受和易于激发主动参与的百姓赏析心态是最为重要的;其四,不同层级甚至是性别应该有不同要求的规则制定与评定标准以保障武术项目适时、有序和全面地发展是当前最为急需的。

4.3.3拓展路数。在继续“坚持全运、争进奥运”路线的同时由于艰辛的现实,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充分利用竞技体育的优势和国家当前大力开发文化产业的战略决策,借鉴类似NBA的模式,把各种专业和商业的武术活动有机地串联起来并急速而妥适地开发武术市场。这不但可以摆脱事实上武术仅靠竞技体育来支撑的局面,反而能够真正提高社会对它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以助推“入奥”的成行,还能就此建立起一个与体育有着本质联系又有着相对独立完整的空间以增加它的抗风险能力。

准确地说,武术既是一种行为状态,也是一种演绎过程,又是一种不断扬弃的文化理念,还是一种精神境界,更是一种需要我们精心呵护和持久发扬的人类文化瑰宝。所以我们要从自然的、民族的和科技的文化发展形态及其本质规律来全面考察、规划武术成长的性状与趋势,建立起新形势下的武术发展模式,以期实现与体育和社会的协同进步。

〔2〕〔5〕于万岭.传统与现实的距离-评析武术与竞技体育的文化关系[J].体育文化导刊,2007,(12):22.

〔3〕艺衡.文化主权与国家文化软实力[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25

〔8〕周伟良.论当代中华武术的文化迷失与重构—以全球化趋势下的国家文化安全为视角[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7,(19)1:4

〔9〕王岗,邱丕相.论武术与奥林匹克运动的不可兼容[J].体育文化导刊,2006,(7):16.

〔12〕萧焜焘.精神世界的掠影[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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